一位评弹艺术家的时代悲欢

读叶圣陶笔下为数并不很多的散文，作为苏南人，最过目不忘的篇什中，除了《藕与莼菜》外，一定还有《说书》这一篇。其中多阅历中语，其实是鉴赏苏州评弹艺术的指南：

我从七八岁的时候起，私塾里放了学，常常跟着父亲去“听书”。到十三岁进了学校才间断。这几年听的书真不少

“小书”说的是才子佳人，“大书”说的是历史故事跟英雄好汉，这是大概的区别……说“大书”的那把黑纸扇，比较说“小书”的更为有用，几乎是一切道具的代替品，诸葛亮不离手的鹅毛扇，赵子龙手里的长枪，李逵手里的板斧，胡大海手托的千斤石，都是那把黑纸扇。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北大燕园读二年级时，忽一日上午，住在宿舍对门的本系大学长华人德神秘地招呼我同他去“听大书”，原来是苏州著名说书家金声伯先生住在北大勺园宾馆，应北大中文系之邀作录音来了。

我没有在苏州城里生活过，只有从小随爷爷、奶奶在吴县东渚、太仓沙溪乡下生活的阅历，待入中学，才到直塘镇上与父、母亲和两个妹妹团了圆，过了四年多的“街上人”生活。在“文革”结束后的那几年，拨了“乱”反了“正”，文艺也开始“复”了“兴”，文坛艺苑逐渐走出萧索。每到午后和晚间，回荡在镇街空间里的，不少是从广播、收音机里传出来的丁丁冬冬的弦索声和婉婉娓娓的说书声。小镇影剧院和茶馆，也出现了日、夜场的评弹、说书剧目。可当时我已进入高考背“书”的快速跑道了，不可能有时间（其实也没有什么根底）去听“书”。因此这次有机会去听“大书”，补补课，真是乐开了怀。

到那现场一看，听众也就是我们三五个人，与印象中人头济济的家乡“书场”迥然异趣。不过主位上摆好的覆盖着红色幔布的一张小课桌，以及一把黄梁折扇，一块黑色醒堂木，还是让人顿生故乡亲旧之感。叶先生在《说书》中的描写顿时在脑海里回旋起来：

“大书”比较“小书”尤其着重表演。说书人坐在椅子上，前面是一张半桌，偶然站起来，也很不容易回旋，可是像演员上了戏台一样，交战，打擂台，都要把双方的姿态做给人家看。据内行家的意见，这些动作要做得沉着老到，一丝不乱，才是真功夫。说到这等情节自然很吃力，所以这等情节也就是“大书”的“关子”。譬如听《水浒》，前十天半个月就传说“明天该是景阳冈打虎了”，但是过了十天半个月，还只说到武松醉醺醺跑上冈子去。

说“大书”的，又有一声“咆头”，算是了不得的“力作”。那是非常之长的喊叫，舌头打着滚，声音从阔大转到尖锐，又从尖锐转到奔放，有本领的喊起来，大概占到一两分钟的时间：算是勇夫发威时候的吼声。张飞喝断灞陵桥就是这么一声“咆头”。听众听到了“咆头”，散出书场来还觉得津津有味。

那么，金先生会讲哪一段书？是他传统师承的《包公》，还是拿手的《七侠五义》，或者响彻江南的代表作《武松》？我不禁琢磨起来。

不一会，身着长袍的金先生翩然进了场，笑着向听众的我们抱拳致意，好像还用苏州乡谈寒暄了两句什么，后来知道这叫“暖场”。见他坐定片刻，目光全场流转一过，醒堂木轻拍一响，就正式说开了。

说的是《七侠五义》。他开篇一噱就抓人入了戏，引领我们身心都进入到一连串的故事情景之中，现场感真是强得了不得――让人又惊、又急、又愤，时而郁闷、时而焦虑、时而纠结，心理紧张得几乎缓不过气来……待听罢走出宾馆，见到漫天灿烂阳光，满眼蓊郁林木时，真有时空翻覆、光阴逆转，不知身在何处、今时何日的恍惚感。

当年金先生大概五十开外，精神饱满，口齿清晰，时而语速如瀑布般飞流直下，时而又如溪流缓淌过平滩......再加上噱头与幽默、眼神与面风、语调与手势的交相穿插，其说其表，常常是巧趣摇曳、妙趣横生。后来听说他对评话有12个字的总结“由理出情，由情出人，由人出书”，显然是长期经验积累中来的诀窍之谈。

人德学长长我十余岁，出自锡山名门华氏，是一位有“童子功”的书法家，深得传统吴文化的熏陶。一路上，他给我介绍，大概说金先生15岁时就拜了师，师傅是擅说《包公》的评话名家杨莲青，还跟了其他什么先生学说过《七侠五义》、《三国》和《后三国》什么的，二十出头就在江浙一带出了名。说北大中文系有个来做访问学者的美国人，酷爱并研究中国曲艺，中文名就借用了《白蛇传》主角“白素贞”作为自己的名字，他特别欣赏金先生的“巧嘴” 评话，要把他的录音带到美国去，宣扬中华国粹什么的......头头是道，博闻如此，崇拜得我只有一路点头的份。

正因为有此背景上的了解，所以每到金先生把“书”说到关节口出了彩时，华学长必定会像老辈听客那样，旁若无人地恰到好处地迸发出“好！好！！”的喝彩声，以示领受和赞赏――当然用的是纯正的苏州腔调。彼情此景，虽然已是将近三十年前的事了，但今日写来历历犹在目前。　

一

勾起了我这段珍贵回忆的，是因为偶阅同为江南说书名家的唐耿良先生的长篇回忆录《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唐力行整理，商务印书馆2008年10月版）。

《别梦依稀》以“多伦多大学讲课引起了我的回忆”为“引子”开篇，凡66题，从《穷而求达：我的家庭让我学说书》，一直回忆到《夫唱妻随：到美国纽约开码头》、《海外知音：记白素贞教授美国录像》、《美国录像：评弹就是我的生命》，细节性地回溯了其人生时空中，究竟是如何在评弹生涯中生存、发展和走向艺术颠峰的。

用现代视角来看，唐先生能够从一个只有苏州谢衙前善耕小学五年级文化程度的辍学生，成长为蜚声书坛的“七煞档”、“四响档”之一，赢得“唐三国”的盛誉，成为中外华人世界知名的评弹艺术家，真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的一个传奇。

他早年辍学，只是因为家境贫困到了付不起学费和制作统一校服，待至晚年，他不仅荣光返了校，而且当年从苏州旧货摊上用8个铜板买来学说书用的醒堂木等，还成为了苏州评弹博物馆的珍藏品。

这位仅12岁就靠着一部从苏州旧书店花7角钱买来的《三国演义》起步，从随师学艺七个半月起步，到青年时代由“码头响档”成为“上海先生”，并担任上海评弹团的副团长，在度过“文革”劫难之后，晚年又成为在多伦多大学东亚学系客座讲艺的民间艺术家，他的坎坷曲折的从艺之路，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启示呢？

我们不妨细读他在这本书中所忆求学成艺之路的前八九篇，即从《仰之弥高：老师手把手教我学说书》、《初涉书坛：从小码头走向大码头》、《饥寒交迫：逃难山村，说书求生》到《喜结良缘：江南古镇黎里的牵手之行》、《“描王”之死：毒品对说书人的戕害》，看他是如何遵循着业师唐再良先生给他的教诲“你要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说书”，以及从中国传统曲艺中汲取的人生价值观，进而一步步地成才成名的。

于是不难发现，他能够成功的秘诀，完全在于他从艺以后那种好学、虚怀且不断进修的品质。如从其自述如何随业师于昆山、常熟跑码头，从听到学说《三国》（从《相堂发令》开始的中段六十回），如何主动寻师于晚景凄凉的擅说《三国》（从曹操赠送关羽赤兔马到刘备三顾茅庐的前段十六回）浒墅关乡间老艺人周镛江，以及如何随缘求得说《狸猫换太子》的杨莲青，有关“起角色”时，应“先吸一口气”，再用丹田劲道“结合鼻腔共鸣发音”的“爆头”（即叶圣陶文中所称“咆头”）诀窍的……读者足以领略到其转益多师，自觉追求精益求精，业务更上一层楼的态度。

按：“说大书”没有唱词，完全靠的是“表白”的功夫，所谓“表”就是用说书人的口气叙述；“白”是说书人说“书中人”的话，即必须“起角色”――“生旦净丑，男女老少，各如“书中人”的身份。而“小书”是在表白的过程中有唱词的，关键是要说得“细腻”。据叶圣陶先生的描述是：“唱的时候说书人弹着三弦；如果是‘双档’（两个人登台）。另外一个就弹琵琶，或者打铜丝琴……唱的调子有两派：一派叫‘马调’，一派叫‘俞调’。‘马调’质朴，‘俞调’婉转。”

从这本书所附录的作者《故旧八忆》，如“忘年之交，亦师亦友”的潘伯英、“弹词之冠”的蒋月泉、“绝艺传杨调”的杨仁麟、“德艺双馨”的朱慧珍、“一身书卷气”的杨振雄，以及说《隋唐演义》赢得了“活程咬金”称号的吴子安、“用生命歌唱”的徐丽仙和“编外老艺人”王伯伯，更可知其知恩、珍缘、惜福的笃实情怀。

此外，肯吃亏，乐与人善；识大体，与时俱进，也是他终于成才成名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抵从第41题到《教堂说书：给加拿大人讲苏州评话》、《多大讲学：在海外弘扬评弹艺术》、《再展雄风：获得了重登书台的信心》、《服务侨胞：实现了在定居地说书的愿望》、《名家展演：去中南海说书》、《夫唱妻随：到美国纽约开码头》、《美国录像：评弹就是我的生命》，才让读者看到了业精艺高的长线效应和终极价值，看到了一个民间艺术家所可能发挥的艺术效应和文化魅力。有专家评论说，他的说表以流畅晓达、剖析周到、事理分明为特点，并善于顺应潮流、结合时事、对比映衬，使书情富有新意，故有“唐《三国》”和“活孔明”之誉。

二

如今已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明清社会经济史知名专家的唐先生长子唐力行教授，在《整理者的话：逝者如斯》中说，“九十年代起，在我这个以历史为业的儿子的建议下，他开始撰写回忆录，将一个评弹艺人的人生历程记录下来”，“因为父亲经历了近九十年的时代变迁，他个人的命运其实折射了整个时代的变迁。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评弹艺人写下自己的历史，而父亲个人的信史，其实也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评弹史的缩影，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让我们从中解读文化艺术的时代命运”。

他还借此篇幅，写出了自己记忆中那份有关父亲为人处世的好印象：

因为父亲常年在外演出，即使在上海，他也工作繁忙，所以我们这些孩子的日常生活和读书，父亲管得不多。但是父亲却以他的品行，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言语不多，律己甚严，节俭，勤奋，有时我们半夜醒来，他还在挑灯读书、写作。他待人诚恳，谨慎处世，洁身自好，虽为艺人，却厌于交游。他恪守人伦，尊敬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最后为老师送终；他孝于父亲，祖父一生无业，他有兄弟三人，却独自挑起孝养父亲的担子；他友于兄弟，兄弟家有困难，他倾囊相助……他忠于爱情……他从不要我们去追求无妄的利禄，只要我们认认真真读书，做个诚实的人。

其实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常常令我心灵感动的，还有作者对于自己的师承乃至整个评弹艺术的强烈责任感。他在第43题《存亡继绝：一百回〈三国〉的电台录音》中回忆说，传统长篇评话《三国》是他的“出科书”，从1934年登台破口说书以来，经过十年磨练，终得听众认可，步入“响档”行列，但在“文革”结束之后，有资格复说时，已有近廿年没有说《三国》，再加上曾经遭受的身心伤害，以及自然年龄加大等因素，复说时几乎连人名和情节都淡忘了。

“我怎能让《三国》在我手中失传呢？”正是这种艺术责任感，让他开始了“像打捞沉船一样把中段和前段书回忆起来加以保存”，前后用了三年时间，他反复增补，备足功课，然后前往电台录音，从而获得了保存一百回的丰硕成果，这样就把唐再良、周镛江两位老师传授给他的“脚本”和自己在说书过程中进行的艺术再加工，都保存于世。

由于评话历来是师徒授受、口耳传承的，因此，他早就理性地认识到，“说书人在书台上全靠精、气、神充沛，中气足，嗓子好，再加上掌握了理、味、趣、细、技，就能受到听众欢迎”而成名，同时，一部长篇评书脚本的改编成功，并得以流传，往往要有几代人的持续不懈的努力，经过了“文革”浩劫，“我们这一代说书艺人肚子里的长篇传统书，有的已鲜有传人，不抓紧抢救，就会失传。作为老艺人，我们不能消极地等待，有条件的话，要积极主动地自我抢救”，承前并启后。

因为他目睹了太多旧日同行如“描王”夏荷生、擅说《济公》的虞文伯和陈浩然因吸食鸦片死于非命；擅说《杨七郎马跳浪头峰》等本子的石秀峰、擅说《岳（飞）传》并创作了《九擒文天祥》的周亦亮、擅说《英烈（传）》的夏冠如的英年早逝，尤其是“文革”中，“俞（振飞）调”传人朱慧珍的被迫跳楼自尽，得薛筱卿琵琶真传的郭彬卿上吊自杀，擅说《济公传》和《乾隆下江南》的沈笑梅受冲击瘫痪而死，擅说《杨乃武》和《三笑》的严雪亭、擅说《十美图》和《顾鼎臣》的张鉴庭等名家“人亡艺绝”的悲剧，于是在深深惋惜之余，便时常鼓励如擅说《隋唐》、赢得“活程咬金”美誉的吴子安等同事，要抓紧时间，为后世留下各自掌握的艺术瑰宝，他自己更是为此不辞辛劳。他在书中写到的“杨调”流派开创者杨振雄、“丽调”创始人徐丽仙那一幕，具有特别的感染力：

为了保存《长生殿》的资料，他一人在家伏案疾书，高血压、脑血栓使他跌倒在地，昏迷不醒，幸被一位来为他誊清文稿的大学生发现，马上被送医院治疗，最后落下一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左手左脚不听使唤。杨振雄热爱艺术甚于生命，中风前已经录制了《武松》的电视录像、《西厢》的全部录音。他告诉我，弹弦子不行了，再上台说书有困难，但写作还可以的……我被他热爱艺术的精神深深感动。（第53题《桑梓情怀：初次探亲访友之旅》）

徐丽仙1977年时查出舌根癌，医生建议她手术切除。丽仙问：“切除了还能唱吗？”医生说：“不能唱了，但生命可以保全。”丽仙说：“不能唱了，我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她决定服用中药，保守治疗。明知不能活多久，她拼命工作，为《望金门》、《二泉映月》、《行路难》谱曲；上电台把《黛玉焚稿》、《饮马乌江河》、《朋友朋友休烦恼》等都录制下来；参加专场演唱会，把《情探》深情地唱出。尽管她讲话已舌音含糊，唱起来却字正腔圆，声情并茂，赢得全场掌声……这种为留下艺术而不顾病体的精神，我非常钦佩。（第59题《病中录像：为伊消得人憔悴》）

因此，当1980年冬，唐先生自己被确诊患有气喘的说书艺人职业病后，他便赶着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三国》百回的录音；记录并整理了《三国・群英会》演出本三十余万字，由中国曲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参与了苏州中青年演员培训教学活动和上海等地大学授课；新编《三国用人之道》，演出五十场。又与时俱进，在1996、1997年抱病到上海电视台录像《三国》节本四十六回，并说书加拿大、美国等地华人圈，更在2002、2003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录像《三国》评话足本......因此，当他在晚年定居地多伦多用三年时间完成这本书稿时自豪地说，“职业病并没有使我放弃我所热爱的评弹事业”，“把记忆变成文字，留给那些热爱评弹艺术的听众，留给我的亲人、朋友和后代，这是我的责任。”

唐先生在这本书最后一篇的最后一节中说：“评弹就是我的生命。在完成这部回忆录后，我正在思考今后怎样再做一些对评弹发展有益的事情。”――这种自重自尊、敬业乐业，并为艺术和观众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难道不是可歌可泣的么？

三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陆游目击当年乡民听书的生动一幕后，所作《小舟游近村》诗。正是夕阳西下时分，在古村落的老柳树下，乡民们正扎着堆在听盲人伴着鼓点的说书......

上世纪80年代初，江阴华西村负责人吴仁宝对说书活动也别有一番见地：“书场不演出，农民晚上搓麻将，白天在田里讲赌经。办了书场，明天田里就议论书里的情节，这是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当唐先生应邀前往华西说《三国》时，便借陆游诗韵和作了一首：“艳阳青柳华西庄，新建楼宇正作场。听书闲谈评《三国》，孔明智谋胜周郎。”由此可见说书这种文艺消闲形式的民间生命力。叶圣陶说：

　　书场设在茶馆里。除了苏州城里，各乡镇的茶馆也有书场。也不止苏州一地，大概整个吴方言区域全是这批说书人的说教地，直到如今还是如此。听众是士绅以及商人，以及小部分的工人、农民。从前女人不上茶馆听书，现在可不同了。听书的人在书场里欣赏说书人的艺术，同时得到种种的人生经验：公子小姐的恋爱方式，吴用式的阴谋诡计，君师主义的社会观，因果报应的伦理观，江湖好汉的大块分金，大碗吃肉，超自然力的宰制人间，无法抵抗……

在叶圣陶先生应陈望道主编的《太白》约稿而写《说书》的1934年，正是江南评弹大行其市，而且借着电台和收音机开始跨越时空广泛传播的时候，据说在1926至1966年的鼎盛岁月里，其听观众“数量仅次于电影观众，位居第二”。遗憾的是，从1966到1976年的“文革”时期，他们的人身及其所承传的艺术，却没有得到哪怕是最基本的尊重。

在娱乐大众之外，“评弹的社会教化功能也很强……江南地方秩序较好，与评弹的社会教化功能不无关系”。（唐力行《整理者的话：逝者如斯》）。

诚然，在20世纪上叶那国破家难的环境里，好不容易成就起来的民间文艺流派传人，客观上发挥出来的，正是传承中华文化、传播道德观念、宣传社会基本规范的功能，其维系文化、寓教于乐，功不可没。或如唐耿良先生所体会到的那样，宣讲和弘扬“刘、关、张身上所体现的忠诚不渝、大义凛然、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其实也正是说书人的价值所在。

可是“文革”之后，本应由他们及其传人在民间所担当的思想、文化、道德启蒙的传统，却由此中辍了，以至于今天还没有找到更有效的精神文明建设“抓手”。这难道不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弥补的一项重大损失么？

因此，当86岁高龄终于完成这本书的时候，他在《后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的评弹生涯，不仅是我个人的一段历史，而且是给出了一个观察历史的视角。读者可以从中读出时代变迁对说书人及所说书的制约和影响，反之，也可以从我个人命运的起落中，读出历史的变迁。”

唐先生得以于2002、2003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完成长达56回（一回说一个小时）的《三国》评话新足本数码录像（较上海所录来得完整），并在2006年制作为光碟，完全得力于那位热爱中国民间曲艺的白素贞教授，她被作者誉为“海外知音”。在这本书中，我也为自己存于脑海二十余年的那份燕园记忆找到了一份书面依据：

苏珊・布兰德，是我的一位外国朋友，她的中国名字叫白素贞。她是达特茅斯学院的教授。达特茅斯学院在美国是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同属于长春藤大学联盟的名校。白曾经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过，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在达特茅斯学院教授汉语。他爱好中国曲艺……对评话尤感兴趣，曾专程到苏州与评话家金声伯研讨《七侠五义》，写过《从石玉昆到金声伯》的论文，发表在《评弹艺术》上，还写有关于《七侠五义》的英文著作。

这段介绍位于这本书第65篇，标题是《海外知音：记白素贞教授》。我想这数千字具体而微的记述，便是唐先生对她的真诚鸣谢了！